安徽宣城人刘某某因未按时还清信用卡透支款并失联，法院一审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刘某某上诉，日前，二审法院以其恶意透支金额达不到犯罪改判其无罪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，2014年4月22日，被告人刘某某在某银行广德县支行申请办理了一张信用卡，信用额度为人民币5万元。之后刘某某持该卡进行透支消费，2015年4月5日刘某某最后一次还款后，未继续还款。
后刘某某离开广德县并更换手机号码，且未将新的联系方式告知银行工作人员。经银行上门催收、公告催收后超过三个月，刘某某仍未能归还，截至案发共透支本金人民币43685.91元。2018年7月，刘某某在湖北武汉市被抓获。一审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刘某某恶意透支信用卡，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。
归案后刘某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，其行为构成坦白，且当庭自愿认罪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综上，判决被告人刘某某犯信用卡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。
一审宣判后，刘某某上诉称：他的信用卡中途遗失，补卡后分期还款六千多元，但还款后该卡不能正常使用；银行两次催收其均没有收到；其家庭资产、医疗保险等均没有变动，他是想等儿子大学毕业后将本金、滞纳金一并还清，没有逃避的故意；另外，手机2017年底才意外停机。宣城中院认为，去年12月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〈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的决定》规定，恶意透支本金数额五万元以上才属于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，而本案中刘某某恶意透支的数额尚不足五万元，应当依照修改后的司法解释对刘某某恶意透支本金人民币4万余元的行为进行判断认定，故刘某某的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。综上改判其无罪。据《新安晚报》律师说法：起刑数额变化避免法律的滞后性及机械性什么是信用卡诈骗罪？恶意透支入罪有没有数额限定？宣城中院二审改判，是否意味着我国放宽了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标准？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建介绍，刑法第196条规定，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，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。
付建称，对于信用卡诈骗金额的规定，《刑法》和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，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。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，应予立案追诉。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，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，情节显著轻微的，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。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律师介绍，本案一审和二审结果不同的关键点在于：被告人刘某某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，以及认定恶意透支的标准。
一审法院审理时，恶意透支数额参照的是普通诈骗罪立案数额，起刑点较低；二审法院审理时，已有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立案数额，起刑点明确为5万元，因此，不同刑事立案标准导致一审、二审法院审理结果不同。赵良善认为二审法院改判正确，因为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〈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的决定》于2018年12月1日施行，将恶意透支的立案数额进行了明确规定，最低起刑点为5万元。该法实施后，为二审法院审理此案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和参照标准，本案中刘某某的透支数额为4万余元，因此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，二审法院沿用新的司法解释对案件进行审理，依法认定透支数额不足，属于适用法律正确，二审改判符合法律规定。
赵良善称，二审改判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标准放宽。二审审判依据是：立法机关公布的法律、司法解释及案件客观事实，虽然在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〈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的决定》出台前，很多不满5万元的信用卡透支行为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，而新的司法解释提高起刑点，导致不足5万元的信用卡透支行为不再入罪，但是此举并非是为了放宽犯罪，而是立法机关在结合信用卡特性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，充分区分民事借款行为和刑事信用卡诈骗行为，并经过慎重考虑及市场定位，对信用卡犯罪所做的新标准，是为了更好的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及信用卡大市场，更好的界定罪与非罪，而做出的立法行为。法律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，社会经济发展，法律中的起刑数额变化也是为了与时俱进，不是放宽，而是避免法律的滞后性及机械性。付建亦认为，此案二审改判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标准有所放宽，相反，表现国家法制的逐渐完善和落实，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法律，执法有据，有法必依。
华商报记者陈有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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